卒于房之房所在考述读春秋左传注发疑一则(3)
而且杨伯峻先生认为隐公九年、庄公七年、庄公二十二年、庄公二十九年、襄公十三年、襄公十七年、襄公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所述之“防”皆为东防;僖公十四年季姬与鄫子所遇之防与定公五年季氏所卒之“房”同⑥;昭公五年经注:“牟娄即隐四年传‘莒人伐杞,取牟数’之牟娄,在今山东诸城县西。据《汇纂》,防在今山东省安丘县西南六十里。兹在今诸城县北,安丘县稍西而南。”[3]1260由此可见,事实上防地当有四处,并非二防。
庄公二十九“城诸及防”之防是否是费县东四十余里之东防呢?庄公二十九年《经》载:“二十有九年春,新延既。夏,郑人侵许。秋,有蜚。冬十有二月,纪叔姬卒。城诸及防。”《传》书:“冬十二月,城诸及防,书,时也。凡土功,龙见而毕务,戒事也。火见而致用,水昏正而栽,日至而毕。”[1]卷十,333-335从经、传中看不出诸与防的关系,也没有明确指明其位置。但若依郑人侵许,鲁当患之,则当备西防,不应是东防,但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释:“诸、防皆鲁邑。据《山东通志》,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三十里,石屋山东北,潍河南。防即东防,详隐九年经注。”[3]243又认为襄公十三年冬所城之防同此,称:“此防为东防,见隐九年经注。荘二十九年曾城之,今又城之。襄十七年齐师围臧孙于防,二十四年臧孙自邾如防,以求后于鲁,皆此防也。”[3]998显然杨伯峻先生前面认为东防在费县东四十余里,而庄公二十九注却据《山东通志》认为在山东诸城县西南三十里,前后悖逆。若此年所筑之防非西防,则东防至少有两处以上。《春秋左传正义》注:“诸、防,皆鲁邑。……诸,今城阳诸县。”[1]卷十,333而不书防的具体所在。
《春秋左传注》称“襄十七年齐师围臧孙于防,二十四年臧孙自邾如防,以求后于鲁。”[3]998认为此防亦是隐公九年费县东四十里之东防。但是笔者以为此防应当是接近邾及曲阜的“防”,故紧称“以求后于鲁”,与隐公九年之防不同,而且与荘公二十九所城之“防”亦不同。荘公二十九“城诸及防”,诸与防并举,皆鲁地。此“防”或可能是靠近诸城及兹之间的“防”,然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荘公二十九年所城之防同于襄公十三年、襄公十七年、襄公二十四年及隐公九年之“防”,甚相悖谬。襄公十七年经载“齐侯伐我北鄙,围桃。高厚帅师伐我北鄙,围防……冬,邾人伐我南鄙。”[1]卷三三,1081北鄙与南鄙对举,可见北鄙是指鲁都之北境,而南鄙是指鲁都之南境,依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按图索骥,邾及桃都在鲁都曲阜南北郊附近,故高厚帅师所围北鄙之“防”亦当是曲阜东紧邻北鄙之防。邾亦近防,臧孙自邾如防,亦为此防。但是《春秋左传注》及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皆认为襄公十七年之防为臧氏采邑,⑦在费县东四十余里,即鲁都曲阜南境。这明显是前后矛盾的,与经、传本意亦不相合。围桃与围防的战争都是发生在北鄙。若以《春秋左传注》等的解说,则发生在桃与防的战争就似乎是指发生在北鄙与南鄙的战事,故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“齐分二军,一由齐灵公自帅,围桃;一由高厚帅领,围防。防为臧氏采邑”。[3]1031襄公十七年《经》载:“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,邾子卒。宋人伐陈。夏,卫石买帅师伐曹。秋,齐侯伐我北鄙,围桃。高厚帅师伐我北鄙,围防。九月,大雩。宋华臣出奔陈。冬,邾人伐我南鄙。”[1]卷三三,1081事实上,发生在桃与防都是北鄙的战事,而南鄙是是年冬与邾人的战事。襄公十七年《传》书:“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,秋,齐侯伐我北鄙,围桃。高厚围臧纥于防。师自阳关逆臧孙,至于旅松。郰叔纥、臧畴、臧贾帅甲三百,宵犯齐师,送之而复。齐师去之。”[1]卷三三,1082如果此年围臧纥之防即其食邑,则臧氏食邑似乎不应当是费县东四十余里之防,而应是曲阜东二十余里之防。显然鲁境内之东防就应当有三处。一在曲阜以东附近;一在山东费县东北;另一则在诸城与兹之间。
再者,僖公十四年所书之防是否是曲阜近郊之防呢?
僖公十四年《传》书:“十四年,‘春,诸侯城缘陵’,而迁杞焉。……鄫季姬来宁,公怒,止之,以鄫子之不朝也。夏,遇于防,而使来朝。”[1]卷十三,423-424龙去脉⑧清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及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⑨皆认为此年之防即定公五年之“房”,即在曲阜县东二十里。按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鄫国在今枣庄市附近,费县南,离曲阜较远。鄫子为鄫国之君,鄫为小国。[4]887因鄫季姬为鲁女,想回娘家探亲,但“以鄫子之不朝”,而(僖)公止之。经载:“夏,六月,季姬及鄫子遇于防,使鄫子来朝。”那么所遇当在鄫国附近,不可能他国之君随便跑到鲁都近郊去玩,故此年所遇之“防”不当是鲁都曲阜近郊之“防”。
文章来源:《中国防痨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flzzzz.cn/qikandaodu/2021/0707/35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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